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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实说话”的党史研究

2000-07-06 来源:光明日报 王淇 我有话说

沙健孙同志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卷本,现已出齐。这是党史研究的一个新成果。

从大的框架(即历史阶段的划分)来说,这套书与中央党史研究室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基本相同,“通史本”一个时期为一卷,全部共304万字,字数增加了四、五倍。这种增加,并不是史料长编式的辑录和堆积,更不是无边际的“演义”,而是比较充分地展现历史事实,并对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进行较详细的分析。在结构方面,本书采取历史逻辑与专题论述相结合的布局方法,这种结构与一般的党史著作相比,增加了两个系统的专题,即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和党对国内各民族关系的政策及其实施。过去的党史著作,对此讲得较少,也缺乏系统。例如,抗战时期,中共与少数民族一道抗日,在一般党史读本中,都讲得比较简单(当然主要是受篇幅的限制),不超过二三千字。通史本第四卷,将其作为一个专题来论述,包括党的民族关系理论和政策的演变,各少数民族抗日斗争的丰绩和少数民族杰出代表人物简介等等,丰富而生动。

该书具有思想深度和现实针对性。党史著作都重视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红线。该书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对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做出的伟大贡献,论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毛泽东思想旗帜指引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本书从正面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使自己走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前列。又如,学术界曾有“救亡压倒启蒙”论,“告别革命”论,等等。有人提出,启蒙之所以没有取得成效是被“救亡”压倒了,从而把救亡与启蒙对立起来。有人提出“告别革命”说,意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好,资产阶级民主派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也不好,对维新变法的激进派谭嗣同亦颇有微词。总之,革命的破坏太大,革命不如改良,而改良需温和。因而,要“告别革命”。“告别革命”之说一出,对“救亡压倒启蒙”之说的由来,也就比较容易鉴别了。然而,究竟应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读了这卷书的前三章,我感到,书中对中国近代社会为什么会发生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流产后又为什么会有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讲得非常清楚明白。作者告诉我们:“救亡”的口号,不是五四运动时提出来的,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来的,是辛亥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家们(如严复)自己提出来的,是他们在19世纪末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重创的危急关头提出来的。革命是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情况下的客观社会现象,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的主观选择。书中使用的材料,极其生动感人,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和邹容的《革命军》,我在五六十年代教书时,读过多遍,现在看到那些引文,仍然怦然心动。这也许是作者文情并茂以及“用事实说话”的效果吧!

(王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教授)

《中国共产党通史》沙健孙 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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